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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舌頭與夢想家

一步一腳印  凡走過的 必留下痕跡

作者：麥可‧懷特(Michael White)，曾經擔任英國GQ雜誌的科學編輯，英國牛津狄恩布克寄宿中學(D'Overbroeck's College)科學研究與科學演講科的科主任。懷特除了是一位科學作家，發表過上百篇報導當代前沿科學的文章之外，還是一位音樂人，曾經是一九八0年代著名樂團湯普森雙胞胎(Thompson Twins)的團員之一。此外，他也是Discovery頻道The Science of the Impossible系列影片的顧問。已出版二十本書籍作品，包含了《史蒂芬‧霍金》(與約翰‧葛里賓[John Gribbin]共同撰寫)和《牛頓》二本暢銷傳記。目前與妻兒定居於英格蘭。

以上資料來自博客來書店

直流電與交流電的戰爭 (愛迪生vs.特斯拉，1884~1893)

此篇文章出自《毒舌頭與夢想家》第四章，Michael White著 / 齊若蘭譯

遠流博識網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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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迪生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辦公室中，向特斯拉解釋他在協調發電機同步運作時碰到的問題，他告訴特斯拉，如果他能想出實際的解決辦法，就可以拿到五萬美金的報酬。特斯拉再度欣然迎接挑戰，而且太過天真而性急，沒有堅持先簽訂書面協議，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改進自己原本設計的調節器，以便能達到愛迪生的要求，連結好幾個龐大的發電機，以供電給需要四百燭光照明設備的戲院和辦公室。

他把其他工作都先放在一旁，不眠不休地長時間工作了一年，發明了二十四項各種用途的設計，還有一個原創的控制系統。這些設計全都經過完整的測試，並且展示給愛迪生看。愛迪生非常高興，他為這些設計申請專利，並且立刻大量生產。

完成了任務後，特斯拉覺得該是領賞的時候了，於是他求見愛迪生，希望討論該得的報酬。由於他們早就答應了這筆賞金，特斯拉心想，他需要做的大概不外乎簽幾份文件，然後錢就會轉到他的帳戶中。這一回，他終於可以設立自己的實驗室，開發他在腦子裡構思已久的機器。但是，當然特斯拉再度受騙了。當他正式提出要求時，愛迪生只是微微笑著，告訴他：「特斯拉，你完全不明白我們的美式幽默。」

特斯拉十分震驚，也大感憤怒。他已經被愛迪生和他的公司騙了兩次。於是他轉頭就走，永遠不再和愛迪生說話。電流之戰就此展開。

正如我們所見，到了一八八○年代初期，愛迪生已經成為當代的代表性人物。媒體崇拜他，在社會大眾心目中，他完美無瑕，是新時代最偉大的天才。但是至少有一個人不作如是想。

愛迪生對待特斯拉的方式，令特斯拉十分沮喪，當他走出愛迪生電燈公司時，儘管他在電機領域備受尊崇，工作資歷顯赫，他卻心灰意冷，完全不想再當電機工程師。即使當時身無分文，棲身於廉價公寓中，還在夢想能獲得必需的資金從事研究，他卻選擇當個日薪兩美元的普通工人。

實在難以想像，像特斯拉這樣的一個人居然在建築工地工作。當然，他身強力壯，也還算年輕，但是他的活力主要來自於他的思想，而非他的肌肉。除了新工作對於體能的要求很高之外，他的性情也不適合這樣的工作。特斯拉有嚴重的潔癖，他痛恨灰塵汙垢，非常關心衛生問題，每天不停地洗手，房間隨時都保持得一塵不染。我們必須想像一下，特斯拉，這位孤僻的老外在天寒地凍的紐約建築工地做苦工，沒有辦法和同事好好溝通，每天氣沖沖地批評愛迪生的不是，嚷嚷著自己那些瘋狂的發明點子，其他工人可能只把他當瘋子。但是，特斯拉的韌性很強。後來許多人都認為他不好相處，由於手腕不夠靈活，也錯失了大好機會，但是從年少時期，特斯拉就倚賴這種個性將自己孤立起來，同時也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驚人的是，他就這樣挖溝搬磚，打了一年工，直到有一位工頭老是聽到特斯拉談論如何利用比愛迪生更好的方法來發展電力照明系統，開始對特斯拉古怪的談話產生興趣，他才得到解救。

這位工頭的朋友恰好是西聯電報公司的主管布朗恩（A. K. Brown），布朗恩很希望能開發出足以在市場上和愛迪生電燈分庭抗禮的照明系統。他們立刻提供資金援助，特斯拉發現，他手中突然之間持有「特斯拉電力公司」一半的股份，掌握了關鍵決策權，其餘的股份則由布朗恩所持有。一八八八年初，特斯拉離開工地，搬進小公寓裡，也設置了一間小小的實驗室，開始建造已經在腦海中醞釀了六年的發電機。

半年後，他完成了發電機的原型，把機器送去康乃爾大學測試，同時申請專利，也獲得通過。接著在一八八八年五月六日，在特斯拉放下鏟子改拿電壓計後不到一年，美國電機工程師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邀請他去演講，講解新發明，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他詳細描繪他如何建造交流電發電機，以及相關的交流電馬達。他的中學老師波舒爾曾經聲稱他絕對不可能製造出交流電馬達，因為當電流改變方向時，馬達的電樞會轉回到相反的方向。的確，自從法拉第製造出第一具發電機，並且試圖利用交流電來令馬達運轉之後，這就是大家公認的現象。

特斯拉所提出的漂亮解決方案是，運用兩道互不協調的交流電，因此當第一道電流改變方向，電樞正準備停止運轉而轉變方向時，與第一道電流不協調的第二道電流又重新讓電樞照原本的方向轉動。當第二道電流的效力開始消失時，第一道電流又適時取而代之，因此電樞會一直穩定地轉動，馬達也持續運轉。

這次會議本身倒不見得產生了偉大的商業利益，特斯拉的構想走在當代理論的尖端，大多數聽眾對於這樣一部小機器是否真能大規模地應用在產業和家庭中，仍然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應布朗恩之邀前來聽講的朋友中，卻有一位是能幫助特斯拉實現夢想的少數人之一。

威斯汀豪斯也熱愛發明，他出身富豪之家，他的家族由於為愈來愈普及的鐵路網設計和建造鐵道車輛而致富。威斯汀豪斯年輕時就發明了火車的氣壓式剎車，因而對電力的應用產生濃厚的興趣。他熟讀有關電的理論，並且為了與愛迪生的發明分庭抗禮，設計出交流電系統的大致輪廓。在遇見特斯拉之前，他已經以五萬美元的代價，買下英國的變壓器專利，這項技術可以將交流電發電機的高電壓降至安全水準，因此可以將電流用在家庭電器上。後來，他又繼續研究整合照明系統所需的其他設備。

威斯汀豪斯可不是愛迪生的朋友。他很清楚為了掌握整個電燈市場，所有的元素都必須齊備，而且必須由一家公司掌控主要元素，因此他採取了不道德的手法製造出幾乎和愛迪生的專利電燈泡完全一樣的產品。他從愛迪生的競爭對手那兒買到了燈絲的專利技術，這種技術十分接近愛迪生的技術，但卻略遜一籌，經過改良後（後來證明這樣做是違法的），簡直和愛迪生的原創設計完全一樣。威斯汀豪斯接著就把燈絲融入自己的設計中，完成了交流電電力系統。儘管如此，如果要生產這套系統的話，威斯汀豪斯仍然欠缺幾個要素。最重要的是，威斯汀豪斯不懂得設計交流電發電機或電動機，而這正是特斯拉在演講中展示的裝置。

對於現代電子工程技術的發展而言，很幸運的是，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一見面就惺惺相惜。演講會後第二天，威斯汀豪斯就造訪特斯拉的新實驗室，特斯拉當場展示了許多自己的發明，兩人開始討論如何創造出優於愛迪生的供電系統。
一旦領悟到特斯拉的新發明正是他所欠缺的重要元素，威斯汀豪斯立刻開出條件：一百萬美元的機器預付款，以及系統每供應一馬力的電量，特斯拉就可以獲得一美元的權利金。

如果要以長遠的眼光來看這件事的意義，我們不妨先把一百萬美金拋諸腦後，只考慮權利金的意義。之後的十年內，工業化國家每個月都要消耗數百萬馬力的電量。到了今天，全世界更是每秒鐘都會消耗幾百萬馬力的電量。如果大家都恪守當時的約定，沒有因為龐大的商業利益而動搖，自始至終都讓供電系統得以運作的幕後大功臣分一杯羹的話，特斯拉將變成有史以來最富有的人。但實際的發展當然並非如此。當特斯拉埋首開發交流電發電機時，愛迪生也沒有閒著。他一直到處架設獨立的發電站和電力照明系統，推廣直流電供電模式。當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是煤氣公司，在宣傳戰中，愛迪生的員工編輯了一系列的小冊子來攻擊煤氣燈的安全紀錄。愛迪生充分利用在媒體界的廣泛人脈，確定一篇接一篇的報導幾乎將煤氣業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且不成比例地誇大報導煤氣爆炸事件。例如，愛迪生公司在小冊子中描述他們最近為一家紐約雜貨批發商安裝的電力系統，如何取代了原本的煤氣設備。小冊子劈頭就說：「每天都有五十個職員整天待在室內工作，目前已經證明煤氣的熱氣有害人體健康，煤氣燈還會損害視力。由敝公司所提供的照明，將不再危害健康。」小冊子中還引用錯誤的資訊，說煤氣燈會引起近視。

愛迪生當然沒有忘記特斯拉，而且他大概也聽說了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開始合作的種種傳聞，因為美國東岸的電機工程師圈子其實很小。但是，愛迪生從頭到尾聽到的或許都僅止於謠傳，威斯汀豪斯、特斯拉和他們的同事費盡心思來保守祕密。

特斯拉根本沒有時間和別人討論目前的工作，因為他孜孜不倦地為威斯汀豪斯效命。他在威斯汀豪斯的營運中心匹茲堡待了一年，試圖調整自己的構想，以適應匹茲堡設計師和科學家的想法。但是，這一向不是特斯拉的作風，他獨立工作時的效果最好。最後，威斯汀豪斯終於明白，把特斯拉放在匹茲堡是一大錯誤，於是他安排將特斯拉調回紐約，在自己的實驗室中工作。

回到曼哈頓後，特斯拉終於比較能享受到生活的樂趣。他一向孤僻，但現在他荷包豐滿，經濟獨立，而且熱愛工作。他開始踏入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經常應邀到高級餐廳參加晚宴，他所描述的古怪實驗，以及電的種種神祕力量，總是能在煩悶無聊的餐會上令社交名流興奮不已。

突然吸引到眾多目光，在特斯拉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影響。由於不習慣受到讚賞，他開始陶醉於成功的滋味。在這段期間，他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在實驗室中工作一整天後，換上晚禮服，招輛計程車到豪華飯店中參加晚宴，或到紐約的時髦餐廳參加有錢朋友的聚會。吃過飯後，他會邀請同伴參觀實驗室，展示自己的發明，用許多把戲和驚人的視覺效果，為來賓製造一場震撼教育。

特斯拉了解電，他生活在電的世界裡，也懂得如何控制電，讓電屈從於他的意志力。當賓客看得目瞪口呆，敬畏有加時，特斯拉會將自己絕緣，然後讓電流通過全身，若是換做別人，這樣的電量早就足以致人於死地。特斯拉會關掉電燈，在一片漆黑中，讓手指間迸發閃光，並且利用感應線圈和發電機的原型，只是用手指著實驗室另一端好像聖誕燈飾般的燈泡串，就能不透過電線而點亮電燈。一位目擊者指出：「他用看不見的手，令物體旋轉，讓不同形狀的球和管子發出五彩光亮，彷彿遙遠的太陽突然有一部分竄入了黑暗的房間中，巨大的線圈冒出礔啪作響的火燄和嘶嘶的火舌，伴隨著通電散發出的硫磺氣味，令人覺得這位魔法師的實驗室彷彿直接與沸騰的地獄相連。當特斯拉讓數十萬伏特的電力通過他的身體，用以點亮一盞電燈，或熔化了他手中的電線時，更加深了這種幻覺。」

這是特斯拉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也是他物質生活最豐富舒適的時期。但是就在特斯拉享受生活時，威斯汀豪斯聲稱特斯拉革命性的設計遠遠優於愛迪生的發明，開始在媒體上公開向愛迪生叫陣。

門羅公園的資深工程師布朗（Harold Brown）是愛迪生最忠誠的擁護者。他一心一意維護愛迪生的利益，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沐浴在偉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光環下。悲哀的是，他和愛迪生天性中的陰暗面也臭味相投，兩個人都野心勃勃，不惜踐踏路上一切阻礙。

布朗和愛迪生都心知肚明，要讓社會大眾接受他們的直流電系統而非交流電系統，最好的辦法就是鼓動大眾對於交流電的安全顧慮。愛迪生最近正好成功發動宣傳攻勢，藉著誇大煤氣中毒和爆炸的風險，令民眾轉而反對煤氣燈。但是他們倆都明白，由於兩種供電方式的差別十分微妙，很難向大眾說明箇中差異，因此必須採取比散發小冊子和媒體報導更激烈的宣傳方式。

究竟是愛迪生還是布朗帶頭策畫了宣傳攻勢，試圖推毀威斯汀豪斯的努力和特斯拉的發明，已經不得而知。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有一陣子，布朗幾乎變成愛迪生直流電系統的代言人，而且在過程中，他採取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方式。
一八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布朗在紐約的哥倫比亞礦業學院召開了一次會議，接著就展開一連串媒體攻勢，報導電流的戰爭。他邀請了許多科學家、記者和電力控管委員會成員參加一系列的討論和展示，希望能警告他們交流電的危險。
會議一開始，布朗就先對交流電系統展開攻擊。他不惜撒謊：「我不是因為任何商業利益而捲入這場爭論，我純粹是出於正義感而站在這裡。目前商業上使用的電流有三種：持續的電流、時斷時續的電流、以及交流電。經過調查後顯示，經過適當的安全措施，我們能確保前兩種電流不會對社會大眾有害，但是第三種電流則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他停頓一下，觀察聽眾的反應，接著說：「我曾經將一千四百一十伏特的持續電流通到一條狗身上，結果這條狗還是活了下來。但是我只不過把五百伏特的交流電接到狗身上，結果狗兒就一命嗚呼，而且屢試不爽。提倡交流電系統的人口口聲聲說，他能忍受一千伏特的電擊而毫髮無傷，他一定身上帶著避雷針。凡人根本不可能經得起這麼強的電擊，說這話的人要不就是出於無知，要不就是為了商業利益而撒謊。」

他接著又說：「為了證明我的信念是對的。今天，我特別邀請各位先生在此時此地見證我們的動物電力實驗。」
然後，布朗為一隻關在籠子裡的大狗戴上口罩，並且用粗皮帶綁住。他把電線貼在狗的皮膚上，然後接上直流電系統。「我們先通上三百伏特的直流電，」布朗宣佈。當電流通過時，狗憤怒嚎叫，奮力掙扎。「請各位注意觀察，儘管我們的實驗對象十分狼狽，健康狀況卻還不錯。」布朗報告。

然後，他把電壓加強到四百伏特。這一回，狗一直流口水，可憐的狗不停地掙扎，嚎叫轉變為呻吟。布朗繼續把電壓加強為七百伏特。狗震顫不已，眼珠轉動，幾乎喘不過氣來。「最後，我們把電壓增強為一千伏特。」布朗宣佈，他提高嗓門，壓過狗兒痛苦的呻吟聲。

觀眾看得目瞪口呆，有幾個人提出抗議，還有幾個人站起來，一、兩個人乾脆厭惡地走出禮堂。但是，布朗仍然繼續實驗，似乎對於動物的痛苦和觀眾的憤怒都無動於衷。狗可憐地哀叫幾聲後，就倒地不起，禮堂中瀰漫著毛皮和肌肉燒焦的味道。

幾分鐘後，電線重新接上了交流電系統，並且傳輸三百伏特的交流電到狗身上，狗幾乎立刻命喪黃泉。布朗正打算牽另外一隻狗到講台上時，其中一名觀眾站起來，表示自己是「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代表，要求立刻停止實驗。其他人也同聲附和，說布朗進行這種野蠻「實驗」是可恥的行為。他們指出，在還沒有接上交流電之前，這隻狗已經性命垂危，而且連接交流電系統的電線上沒有安裝繼電器，所以電流實際的流通時間更長。

在眾怒下，布朗不得不停止實驗，但是他並沒有就此罷手，仍然繼續以殘忍的手段展示交流電的危險。在克服了防上虐待動物協會的法令限制後，他在三天內回到同一個舞台上，向類似的群眾做了同樣的實驗。這次，他以四百伏特以下的交流電殺死了三條狗，同時顯示另一隻通上直流電的狗卻直到電壓升高到一千伏特才被電死，儘管死的時候，全身有如一塊焦炭。

接下來三個月，布朗和助手在群眾面前電死了一頭馬、一頭牛、和更多的狗。同時，他還在門羅公園和愛迪生稱為「清理工」的一群人執行了幾百次動物電刑。實驗通常在夜間進行，以降低動物電擊時的慘叫聲對鄰居的干擾。
有一次，愛迪生的左右手巴奇勒幾乎在實驗中喪命。他拚命想把一條特別好動的小狗按在電椅上，結果受到幾百伏特的電擊。

他們為了扭轉輿論，反對交流電系統，殘酷地將愛迪生實驗中電死的狗屍照片寄給報社，有些照片甚至大喇喇地出現在紐約街頭的海報上。當布朗和愛迪生愈來愈賣力掌控輿論時，他們同時也花了很大工夫，試圖說服當局制定反對交流電系統的法令

儘管布朗和愛迪生並未成功推動反交流電的法律，但他們卻成功地將家庭用電應採取哪一種電流形式，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議題。斥責和批評的聲浪從哥倫比亞礦業學院禮堂擴散到《紐約時報》的版面。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刊登了威斯汀豪斯的投書，聲稱布朗「領的是愛迪生電燈公司的薪水；如果繼續成功地推廣交流電系統，愛迪生公司的生意會大受影響，因此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愛迪生的代言人自然會不擇手段，企圖防止交流電系統日漸普遍。」威斯汀豪斯又指出，他的西屋公司在一八八八年十月賣出了四萬八千個電燈，而根據愛迪生自己的數據，愛迪生電燈公司整年的訂單只有四萬四千個燈泡。「我在此毫不猶豫地指控，他們做這些實驗（他是指布朗和愛迪生的動物實驗）並非出於科學的興趣或安全上的顧慮，而是試圖在社會大眾的腦海中製造偏見，反對使用交流電系統。」
報紙在五天後刊登了布朗的回應。他自然駁斥了威斯汀豪斯的一切指控，否認試圖操弄科學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還下了個孩子氣的結論：「因此，我要向威斯汀豪斯先生下戰書，邀請他和我一起在電力專家面前，讓交流電穿過他的身體，而我則讓直流電穿過我的身體……先從一百伏特的電流開始，然後慢慢地每次增加五十伏特，直到其中一人哭叫求饒，在大家面前認錯為止。」

當威斯汀豪斯理智地拒絕了這個「決鬥」的荒謬提議時，布朗稱他為懦夫，並且指控威斯汀豪斯寧可讓社會大眾承擔自己也不願意承擔的風險。顯然，在這場電流之戰中，布朗和愛迪生過去所擁有的客觀科學態度，早已完全為商業野心所蒙蔽。

一八八八年，愛迪生才四十一歲，但是已經開始走下坡，不再是從前那個勇於冒險的發明家。他依然聲譽崇隆，是大眾眼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活力和探險精神卻已不再。歷史學家帕瑟（Harold Passer）在描述早期的電力工業時，特別寫道：「一八七九年的愛迪生是個勇敢的發明家，一八八九年的愛迪生，則是個謹慎保守的現狀捍衛者。」
即使愛迪生身邊的資深員工都開始對這位著名發明家、和他幾近瘋狂的夥伴產生幻滅，懇求他接受交流電系統，而不要浪費時間做無謂的抗爭，進一步傷害公司的聲譽。今天許多證據已經清楚顯示，即使當愛迪生還在奮力攻擊交流電系統時，他麾下幾個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研究人員已經在門羅公園進行交流電的實驗。但布朗可不是那麼容易降伏的人，而愛迪生也沒有聽取忠言，約束布朗，反而鼓勵他再接再厲。

愛迪生還資助布朗出版了一本著作，書名為：《交流電與直流電對生命危害程度的比較》（The Comparative Danger to Life of the Alternating and Continuous Current），書中除了蒐集了媒體報導和演講內容，以及關於公開動物實驗的描述外，還包括了從許多不實來源引用的報告，譴責在家庭中採用交流電系統的做法。布朗還在一八八九年初，由愛迪生出錢贊助，出版了一份宣傳小冊子，並且將小冊子寄給美國所有超過五千人口的城市市長、政界人士、保險經紀人和商界人士。

布朗在小冊子一開頭就宣稱：「以下我所談的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可能直接關係到你每時每刻的安全。」接著，他就開始詆毀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的供電方式，宣稱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並且毫無根據地描述交流電使用者如何無辜喪命。他稱交流電為「劊子手的電流」，最後他懇求讀者盡一切力量，在他們的城鎮中嚴禁使用三百伏特以上的電流，如此一來，威斯汀豪斯的系統根本無法運作，他們的交流電系統必須在人口密集區附近裝設調降電壓的變壓器。

一八八九年十月，威斯汀豪斯親自撰寫了一本書來回應這些攻擊，書名為《使用交流電系統傳輸電力的安全性》（Safety of the Alternating System of Electrical Distribution），他以清晰的說明捍衛自己的事業，並且證明如果遵循正確的指示，使用交流電系統來供電給家庭、辦公室、劇院和工廠都安全無害。

於是，由帶有偏見的新聞記者和善於作秀的公眾人物所撰寫的類似小冊子與文章你來我往，好不熱鬧，雙方的論戰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而且吸引了愈來愈多的支持者。當殺人犯克瑞姆勒於一八九○年八月在電椅上慘遭折騰而死後，媒體對電流之戰的報導更達到白熱化。

愛迪生透過布朗的幫助，極力推動電椅行刑的方式，因為他視之為創造戲劇效果的大好機會，可以證明交流電是一種足以致命的電力傳輸形式。布朗和愛迪生聯手遊說政客，彷彿魔術大師般舉辦了許多場公開示範，同時竭盡所能地操弄媒體報導。

第一章先發明者才是英雄 (博客來書店連載)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573251027-1.php

《毒舌頭與夢想家》反映了科學家人性本惡的一面，在這裡，這些偉大的科學家不再是頭戴光環的超凡人物，他們和你我這些凡人一樣，面對事業(科學)生涯裡的重大競爭、與步步進逼的競爭對手，稍有不慎到手的鴨子可能就飛了，遑論隨之而來的名與利。在科學的世界裡，是頭腦的競技，也是人性的考驗，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世人只永遠記得第一名，第二名什麼都不是。在道德與尊榮(想想諾貝爾獎吧)之間，你要哪一個？獨自落寞或受萬人膜拜？沒有方程式、也沒有滔滔不絕的科學論述，我們看到了一個個精采的故事與人物在千年長河中，依序登場，看到了人類最偉大心智的迸放，也看到了人性的卑劣與掙扎，看到你我崇拜的英雄不堪的一面，是驚愕，但卻有著更多的諒解。想想，沒有了他們不凡的想像與偏執的不服輸個性，今天的科技文明或許是另一番面貌，科學史恐怕也會死寂許多，我們也看不到言語辛辣的牛頓說出：「如果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暗諷對手之一虎克是個畸形的小矮子。科學因為人性而更人性，也益發精彩。

第一章 先發明者才是英雄

一七一一年十月，倫敦 英國皇家天文學家佛蘭斯提恨不得跑到英國皇家學會的樓上，朝著牛頓的鼻子狠狠打一拳，但是為了保持紳士風度，他強忍了下來。於是，佛蘭斯提在僕人攙扶下，慢條斯理地一步步爬上宏偉的樓梯，進入議事廳，而牛頓就在那兒等著他。

一七一一年，牛頓如日中天，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學家。六年之前，他才剛受封為爵士，同時又擔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和皇家鑄幣局局長，兼具科學巨擘和政府官員雙重身分。他所主持的皇家學會影響力與日俱增，而且兩個月前才剛遷至位在倫敦心臟地帶的﹁鶴苑﹂現址，首度有了自己的家。

儘管英國皇家學會的宗旨是促進自然哲學家之間的合作，但學會其實是由一群愛好辯論的富有紳士所組成。皇家學會的使命是：﹁透過實驗，增進對於自然和實用藝術的了解，以榮耀造物主，並應用這些知識，增進人類福祉。﹂在這方面，皇家學會對於科學的進步確實頗有貢獻，但是許多對皇家學會貢獻良多的院士卻互相瞧不起，幾乎沒有辦法共聚一堂討論事情。

牛頓和佛蘭斯提就是最好的例子。

兩人幾乎從不交談，早在一七一一年之前，他們就不斷阻撓對方的研究，並且一逮到機會就羞辱對方。

在一七一一年這個十月天的午後，牛頓把皇家天文學家佛蘭斯提當跑腿小弟般召來，而佛蘭斯提為了表示反抗，故意姍姍來遲。牛頓當時宣稱，皇家天文學家應該大方地和科學界分享他的發現，指控佛蘭斯提拒不提供資料。

其實，他們倆人已經累積了近二十年的宿怨，這場爭辯只不過是長期角力的尾聲而已。佛蘭斯提知道牛頓之所以索取這些資料，是為了把數據加進︽數學原理︾增訂版中。而且他覺得自己被利用了，他自認一輩子盡心盡力，卻只領到微薄的薪水，而牛頓在科學界一言九鼎，深具決策影響力，對此自然難辭其咎。

在皇家學會一樓華麗的議事廳中，可以透過大玻璃窗欣賞庭園的景致。佛蘭斯提慢慢坐下來，以挑釁的眼光瞪著皇家學會會長。 牛頓立刻問佛蘭斯提，是不是終於把他要的資料帶來了。佛蘭斯提微微一笑，答說沒有，然後提高嗓門，不高興地說：﹁你們搶走了我多年來辛苦耕耘的成果。﹂ 牛頓高聲回答：﹁那麼，我們就是強盜囉？﹂自認受了多年委屈的佛蘭斯提再也按捺不住，接著就發生了皇家學會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爭吵。

傍晚時分，許多皇家學會的人員都擠在門外偷聽這場爭吵，牛頓怒斥佛蘭斯提是『笨蛋！』皇家天文學家則回罵六十九歲的牛頓爵士為『可惡的小偷！』他們激辯了幾個小時。佛蘭斯提說牛頓想要以不正當的手段，從皇家天文台取得資料，牛頓則反駁，他索取這些資料可是經過皇室的批准。最後兩個人都筋疲力盡，堅不從命的佛蘭斯提衝回他的私人王國—位於格林威治的皇家天文台，牛頓則繼續動腦筋想新的法子讓佛蘭斯提低頭。

儘管這是牛頓生前和其他科學家的諸多衝突中最戲劇性的一幕，但卻不是最傷感情、又拖得最久的衝突。

時間拉得最長的衝突，莫過於牛頓與萊布尼茲之間長達三十年的對立：英國最知名的科學家牛頓和﹁歐陸的牛頓﹂萊布尼茲都宣稱，自己才是﹁微積分﹂的首位發明人。

但是，要了解這場爭端從何而生，以及這場爭端在科學發展史上的意義，我們必須先了解位於爭端核心的兩位科學家的性格，以及當時的社會氛圍。

牛頓在一六四二年聖誕節當天，出生於英國林肯夏郡的小村莊烏爾索普︵Woolsthorpe︶，是家裡的獨生子。牛頓是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已過世，留下母親獨自經營家族的小農場。儘管牛頓的家境不算富裕，但在當時還稱得上小康，生活水準相當於今天擁有自用住宅的中產階級家庭。事實上，牛頓在孩提時期可以說是過著悠閒的田園生活，只不過在他三歲時，母親漢娜決定再婚，把牛頓留給年老的祖母照顧，祖孫二人在祖傳的老莊園中相依為命。

家庭變故帶給牛頓很大的痛苦。多年後，他透過紙筆寫下對繼父的痛恨。史密斯牧師成為牛頓的繼父時已經六十三歲，比牛頓的母親足足大了三十多歲。研究牛頓私人筆記的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指出，牛頓在筆記中表示，直到在劍橋念大學時，他還時常夢到自己親手殺死繼父和母親，以報復他們帶來的傷害。

漢娜再婚後八年，史密斯就過世了，期間兩人生育了三個子女。牛頓在紙上大吐苦水，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同母異父手足的怨恨和輕視。 牛頓上大學後，在懺悔的告白中︵也就是後來所謂的﹁費茲威廉筆記﹂，列出自己的罪過，包括﹁威脅要放火燒死我的繼父和母親以及他們的房子﹂，還有﹁巴不得某些人死掉﹂。

其實，不難理解牛頓為什麼會如此沮喪。史密斯對繼子漠不關心，堅持妻子必須把全副心力拿來照顧新家庭上。在牛頓眼中，繼父等於從他身邊搶走了母親。當時年幼的牛頓一定以為自己做了什麼可怕的壞事，母親才會不告而別。而成長期間，母親偶爾會出現，卻在短暫逗留後，又不告而別，更增添了他的困惑。

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私人筆記顯示，牛頓的痛苦似乎與日俱增。他並沒有因為年齡漸長而淡忘了童年不愉快的回憶，忿恨之心反而愈來愈強。 牛頓在幼年時期，並沒有展現出石破天驚的天分。他在家鄉最大的城鎮格蘭森的小學和中學就讀時，以善於製作風車、燈籠、風箏和日晷模型聞名，但大半時候，牛頓在旁人眼中，只是個成績中等、悶悶不樂的孩子，直到十三、四歲時，才逐漸在課業上嶄露頭角。

據說有一天在上學途中，班上的小霸王對著牛頓的肚子打了一拳。牛頓氣壞了，向小霸王下戰書，要求放學後大打一場。儘管對手的個子高大許多，牛頓卻打贏了這場架，而且一路拖著對手去撞牆。

和這名挑釁的同學比起來，牛頓平常在學校的成績顯然略遜一籌，因此當這孩子摀著血流不止的鼻子時，牛頓貼近他的臉龐，誓言要在課業上贏過他，奪得全校第一名。他果然說到做到，一年內，牛頓就成為學校的明星學生，更是校長史篤斯︵Henry Stokes︶的寵兒。

到底這些傳聞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件事似乎標示了牛頓人生的轉捩點，從此他愛上了讀書，終日埋首書中，母親為此簡直氣壞了。

牛頓十一歲時，繼父史密斯過世了，於是母親漢娜回來家鄉經營農莊。漢娜一點也不在乎牛頓的成績好不好，一心只指望長子學當好農夫，有朝一日能接管家族產業。

牛頓卻完全無視於母親的反對，在畢業於劍橋大學的舅舅艾思考夫的協助和史篤斯校長的支持下，他仍然選擇走自己的路。當時牛頓已經掌握了一些有用的資源，展開了自學的過程。史篤斯校長提供他許多書籍閱讀，而已故的繼父也擁有一個藏書可觀的圖書室，只是過去一直乏人問津。

牛頓有一陣子在學校附近賃屋居住。房東克拉克先生是位藥師，他的哥哥約瑟夫．克拉克博士曾經是劍橋大學的學者。克拉克在哥哥過世後，允許年輕的房客閱讀哥哥的藏書，因此牛頓在進劍橋之前，就已經開始接觸到笛卡兒、伽利略、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人的著作和其他經典。 大學時代，牛頓仍然與周遭世界格格不入。他唯一的朋友是室友威金斯 ，並且和首任盧卡斯講座教授、當時才三十出頭的數學家巴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牛頓生性孤僻，他把所有的時間和心力都花在讀書上，對於飲酒作樂和賭博等其他學生熱中的活動，一律敬而遠之。年輕的牛頓是傳統的清教徒，總是遭到好逸惡勞的同學無情的嘲笑，這群同學通常都出身富豪之家，對於讀書毫無興趣。後來，他愈來愈傾向非正統的宗教觀，信奉被視為異端的亞流教派；亞流教派是英國一六八九年通過的宗教寬容法除了羅馬天主教之外唯一刻意遺漏不提的教派。

於是牛頓也成為煉金術士，而且花在研習這門古老技藝的時間，比花在科學研究的時間還多，後來當上盧卡斯講座教授後，更深深沈迷於煉金術，還寫了數百萬字的文章討論煉金術。牛頓過世之後，有人說他擁有當代最好的煉金術教材。更重要的是，他最偉大的科學成就即萬有引力定律、三大運動定律和光學理論，都是融合了數學、天文觀察和煉金實驗的思想精華。

儘管牛頓的宗教傾向以及他對煉金術的沈迷，與本章的故事主題沒有直接關連，我們仍然需要體認到，牛頓無論在科學研究或宗教信仰上，都選擇了一條悖離傳統的道路。

牛頓隱密和孤僻的性格，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種程度的偏執，儘管身為學術界後起之秀，他需要向外界證明自己的實力，但他仍然怯於發表自己在科學上的發現。唯有當他發現其他數學家早已捷足先登，搶先發表了他的數學觀念時，牛頓才會迫不得已站上舞台中心。

當時數學家麥卡托對於牛頓尚未公諸於世的想法自然毫無所悉，自顧自地推出了名為︽對數法︾︵Logarithmotechnia︶的著作，討論對數的應用，無意中搶了牛頓的鋒頭。

牛頓也因為受到這件事的刺激，加上巴羅大力勸說，終於同意加入科學界的喉舌，也就是剛在倫敦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並在一六七二年一月成為院士。

皇家學會是個鼓勵辯論和討論的論壇，在這裡，牛頓第一次有機會和其他科學家、數學家與哲學家溝通交流。但是，儘管對大多數的思想家而言，皇家學會是個朝氣蓬勃、深具啟發性的環境，這裡卻讓牛頓性格中的陰暗面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

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牛頓和學會中其他同樣自以為是且聲望崇隆的學者，發生了一連串激烈的衝突。 牛頓成為皇家學會院士之後沒幾個月，就發生了第一次衝突，和他交手的是皇家學會的實驗評議委員虎克。

虎克和牛頓一樣，自視甚高。他能力強，工作又賣力，不過只要當時出現任何重要的發明或發現，他都堅持自己早已拔得頭籌，比同輩科學家早一步有同樣的發現，但是幾乎每一次他都無法證明自己的說法。虎克總是有辦法找到藉口，為自己為何提不出任何圖形、模型或解釋作為證據而辯白；儘管同僚都很尊敬他，大家也都很清楚他這種惱人的習慣。

想要牛頓和虎克這麼自我中心的科學家，在同一個科學﹁俱樂部﹂中和睦相處，不啻天方夜譚。第一次衝突的引爆點是，牛頓打算提供皇家學會一具鏡筒只有六英寸長的反射式望遠鏡。